近期G20 峰會中美元首會晤達成的共識，向全球市場發出積極信號。在這一背景下，經濟政策是否會發生變化?目前看，還有哪些不確定性會影響中國經濟?此外，中國經濟的韌性和潛力在哪里?

在今年夏季達沃斯論壇期間，新京報記者就這些問題采訪了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金融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駿。在他看來，中美元首會晤達成的共識，向全球市場發出積極信號，消除了中國經濟下半年面臨的一大不確定性，今年經濟增速保持6%以上的可能性明顯提高，經濟政策應該不會有大的變化。對于中國經濟韌性和潛力的挖掘，他認為，讓更多的民營企業有更大的信心在國內投資是激發經濟韌性的重要方向，這要求建立一套政策和執行機制使得競爭中性原則得以落實。

值得注意的是，多年來，馬駿一直致力于推動中國和國際的綠色金融的發展，他在該領域的重要身份包括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主任、G20綠色金融研究小組共同主席、央行綠色金融網絡監管工作組主席等。他介紹，目前中國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個綠色金融體系，在某些方面已經領先其他經濟體。但他同時坦言，下一步中國綠色金融的發展依賴地方政府的推動力，地方政府需要聚集足夠的政策和產業資源，才能推動綠色金融上一臺階。

“沒有必要再動用更大的刺激政策”

新京報：近期G20 峰會中美元首會晤達成的共識，向全球市場發出積極信號。在這一背景下，中美的宏觀政策是否會有所變化?

馬駿：近期G20 峰會中美元首會晤達成的共識，向全球市場發出積極信號，消除了中國經濟下半年面臨的一大不確定性。目前看，由于這個不確定性的消除，今年中國經濟增長保持在6%以上的可能性比此前的概率明顯提高了。如果經濟增速能夠保持在6%以上的話，失業率保持在5.5%以下的目標就能實現。在這樣的前景下，我覺得沒有必要再動用更大的刺激政策。目前已經出臺的支持性的貨幣、財政以及一些其他的政策，能夠實現經濟增速達到6%以上、失業率維持在5.5%以下的目標。

宏觀政策的空間當然還是有的，但也不能說是無限的空間。比如從貨幣政策看，我們的宏觀杠桿率已經比較高了，政策基調還應該是要降杠桿、穩杠桿，不能搞成加杠桿。另外，貨幣政策過于寬松的話，可能會給匯率造成比較大的下行壓力。當然美國也在討論減息，這樣為我們的寬松創造了一定的空間，但中國的寬松程度不能明顯強于美國，否則也會導致匯率貶值的壓力。

新京報：你剛提到，中美貿易摩擦的暫緩使得下半年中國經濟的不確定性減少。目前看，還有哪些不確定性會影響中國經濟?從風險上看，風險是上升還是下降的?

馬駿：中國經濟的風險主要還是來自外部。我們并不清楚這些方面的風險會演化成什么樣子。比如說，科技方面的沖突似乎也有緩解的跡象，但也存在不確定性。此外，美國對伊朗、朝鮮等會采取什么樣的措施等，也不確定，這些可能都在相當程度上會影響全球資本市場投資者的情緒，中國經濟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波及。現在很難量化這些外部風險會對中國經濟究竟產生多大的影響。但確實一旦發生的話，尤其是地緣政治方面的事件發生的話，會對中國經濟產生較大的影響。

從內部的金融風險看，其來源很多，但是一個很大的風險就是杠桿過高所帶來的風險。對企業、對國家整體來講，都必須要防范這個風險。在過去很多年直至2017年，中國的杠桿率處于一個快速上升的過程中，之后經歷了去杠桿、穩杠桿的過程，但今年前三個月杠桿率又有開始抬頭的趨勢。我們最近研究報告的一個政策相關的建議就是，在去杠桿的過程當中要保持定力，即經濟政策不能老是被短期的經濟波動綁架。

“讓民企有更大信心在國內投資對激發經濟韌性非常重要”

新京報：外部不確定性不可把握，一個共識是，中國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目前看，中國經濟的韌性和潛力在哪里?

馬駿：中國經濟的韌性和潛力，從產業上看主要來自新經濟。如果在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產業有一個較大的提升的話，會給中國經濟創造出巨大的空間。此外，還有我一直在推的綠色金融，希望所支持的綠色經濟能有更強的發展動力，包括新能源、新能源汽車以及各種各樣的環保技術等。

另外，中國經濟的韌性和潛力的激發要求體制本身要有彈性，就是說要更多用市場機制的方式去動員和配置資源。比如說，要讓更多的民營企業有更大的信心在國內投資，這就是激發經濟韌性非常重要的方向。尤其是要推動競爭中性原則來進行國企改革。如何理解?就是對各種不同所有制的企業，不管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還是外資企業，在準入、補貼、政府采購等所有方面一視同仁，采取平等的政策，而這就要求有一套比較完善的政策和執行機制。

民營中小企業貢獻60%以上的GDP，民營企業信心的提高對中國經濟增長至關重要。如果未來有這樣一套比較完善的政策和執行機制，讓民企持續在國內投資，就能激發出來很大的經濟潛力。

新京報：你剛提到，要有一套比較完善的政策和執行機制，從而使得競爭中性原則得以實現。這個機制到底應該怎樣建立?

馬駿：OECD有一套機制，這套機制通過8個領域具體落實競爭中性原則，包括在融資、稅收、準入、采購、補貼等領域都要落實這一原則。我認為，中國要真正落實競爭中性原則，就是要梳理出民營企業認為沒有享受到中性政策的領域到底存在哪些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很多法律法規要重新進行修訂。而在執行方面，要有一個仲裁機制，比如說民企認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要有這樣一個地方去表達訴求，讓這些訴求得到比較客觀公正的解決。

“如果不聚集多方資源，很難把綠色金融發展起來”

新京報：近年您一直致力于綠色金融方面的工作，但非專業人士對這方面不太了解。目前，中國綠色金融發展情況如何，存在哪些問題?

馬駿：應該說，目前中國的綠色金融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個體系。這個體系至少包含了四個要素：

第一個要素就是定義，即界定什么樣的項目是綠色金融應該支持的項目。中國一共制定了三套定義：原銀監會制定了《綠色信貸統計制度》，明確了12類節能環保項目和服務的綠色信貸統計范疇;2015年，綠金委發布了綠色債券支持項目目錄，界定了31類綠色債券支持的項目領域;今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自然資源部、生態環境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中國人民銀行、國家能源局等多個部委聯合印發了《綠色產業指導目錄》， 明確了綠色項目的范圍。目前看，其他主要經濟體還都沒有對綠色項目的明確定義，中國在這方面處于全世界領先的地位。

第二個要素是激勵機制。政府要想推進綠色金融，應該出臺相應的激勵機制。比如，中國推出了綠色再貸款、貼息、擔保等激勵措施，可以把綠色企業和綠色項目的融資成本降下來，從而提高項目的回報率。

第三個要素是環境信息的披露，這個機制目前還在建設過程當中，但是已經有部分成形。比如，環保部要求重點排污的企業必須披露環境信息。證監會也已經發布了一個路線圖，要求到2020年，所有的上市公司都必須要披露環境信息。在這方面，中國也走在了一些國家的前面。

第四個要素就是綠色金融產品。因為不同的綠色項目需要不同的融資方式、工具和期限，投資者又對不同資產有不同偏好，所以我們要有一系列不同的金融產品來適應不同的項目需求和投資者需求。這些綠色金融產品包括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基金、綠色保險等。現在我國基本已經建立了一個綠色金融產品的體系。

目前，中國綠色金融發展的框架已經有了，但還有很多細節需要完善。比如，有的地方政府對發展綠色金融有積極性，但也不知道如何使用綠色金融，亟需能力建設。還比如，目前綠色金融的使用基本集中在大型金融機構，這些大銀行對應著大的基礎設施建設。在消費、小微企業、農業等方面，雖然對綠色金融有很大的需求，但還沒有得到有效的推進，還需要做很多工作。

新京報：在推進綠色金融的過程當中，面臨什么問題?

馬駿：從地方綠色金融試點的經驗來看，綠色金融最大的推動力是地方政府對綠色金融的關注度。如果一個地方政府的主要領導高度重視綠色發展，特別想推廣綠色金融，基本都能干成。綠色金融的發展要涉及很多部門，需要政策規劃、實體企業、金融等多方面的參與，這也是一個整合資源的過程，這就要求政府組織推進。如果地方政府對發展綠色金融“三心二意”，只是想拿一個帽子做一點短期的業績，而不投入足夠的資源——包括政策資源、產業資源、人才資源、財政資源等——如果不聚集這些資源的話，很難把綠色金融發展起來。

新京報：但發展綠色金融也不能僅僅靠行政性手段，是嗎?如何更多地靠市場化方式來推進?

馬駿：很多市場的力量散布在民間，但是誰來組織起來，讓它能夠在一個平臺下發揮一個集合性的作用?我覺得政府還要起這個作用，尤其在中國。比如，湖州市政府構建了“綠貸通”，將綠色項目和綠色資金放在一個平臺上對接，有效地解決了信息不對稱導致的綠色項目融資難問題。這就是政府搭臺、市場主體唱戲的一個好的推動綠色金融的案例。

在中國和許多發展中國家推進綠色金融，要充分利用政府和監管部門的凝聚力和號召力，同時要充分發揮市場本身的主觀能動性。在把資源聚集起來以后，市場的參與者會發現通過使用綠色金融其實可以獲得很多商業機會。總之，政府在發展綠色金融中的作用，不應該是強迫金融機構做它不愿意的事情，而應該是政府通過建立標準、披露、激勵機制和良好服務，把市場力量組織起來，讓市場參與者做既綠色環保又能賺錢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