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法院 17 日簽發對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镕的逮捕證，這是三星成立以來掌門人第一次被批準逮捕。檢查組指控李在镕有 5 項罪名，包括向樸槿惠和崔順實承諾行賄 430 億韓元（人民幣 2.58 億元）（目前已到賬 250 多億韓元）（人民幣 1.5 億元），給鄭宥拉買了一匹售價 43 億韓元（人民幣 2580 萬元）的馬等。
長期以來，財閥都是韓國經濟的支柱，在創造了“漢江奇跡”的同時也儼然成為“半國企”，也是韓國學生趨之若鶩的就業目的地。但行業壟斷也一定程度扼殺了韓國創新的活力，導致一旦財閥經營不善，就會馬上迎來國民鋪天蓋地的反對聲。
去年，韓進海運的破產可以看作是韓國財閥經濟不景氣的一個例子，而三星本來應該穩定發展的支柱產業手機業務，也因為 Galaxy Note 7 的慘痛爆炸事故而化為泡影，給未來蒙上了巨大的不確定性。經營上的問題導致了對財閥存在“合法性”的質疑。
中國很多家族企業或創始人個性強烈的企業，以往的經驗都證明企業掌門人如果被抓，對企業可能會有決定性影響，例如國美在黃光裕被抓后陷入了一段時間的發展停滯。對于三星來說，盡管它已經是“半個韓國”，但還是沒能完全擺脫家族企業的烙印。
1987 年三星電子創始人李秉喆去世，其子李健熙繼任后宣布公司開始“二次創業”，這被看作是三星今日成就的起點。而家族繼承人掌舵帶來的發展事實，也強化了三星家族式的管理體系。從“秘書室”到“戰略企劃室”到“未來戰略室”，體系幾度解散又重組只因為領導的需要。三星的這個“室”替代了現代企業的董事會職能，為社長服務以規劃公司的未來發展。
以會長接班人被抓為契機，三星的理想狀態應該是借此機會擺脫依賴社長和“室”決策的弊端，引入外部管理層進一步改善與活化公司治理，逐步成長為一個具備現代企業制度的企業。
韓國民眾的怒火只有通過徹查真相和嚴懲罪犯才能平息。但如何平衡這一怒火，使得作為韓國目前經濟支柱的財閥不至于全都“休克”，獲得較為平穩的過渡，也是考驗民眾智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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